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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戰歸來,清大EMBA再啟程

    中庸之道與企業管理

    管理前沿 108
    王守常

    王守常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國學院院長

    常駐地:北京
    邀請老師:13439064501 陳助理
    主講課程:《中國智慧》
     
    中庸之道
     中國的企業管理理論在學習西方管理理論和在管理實踐中,逐漸再成長與成熟。但我以為中國的企業管理理論缺乏方法論的建構,因此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現象,以為最佳的解決方法就是個案分析。個案分析當然希望從個別的經驗中發現規律性的問題,從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我們必須了解個案的經驗中有普遍性、規律性的因素,但個案經驗不是(不等于)普遍性、規律性。換言之,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中,特殊性不等于普遍性。所以案例分析雖然是我們認識“管理”的起點,卻不是我們解釋“管理”的終點。雖然,較好的EMBA培訓課程強調溝通、角色認知、領導力、時間管理、目標管理、績效評估----等管理技能訓練,但如何把思維方法訓練安置在CEO培訓中,則甚少思考。其實,今天的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在中國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豐富的資源。我們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為企業管理理念的詮釋,看看有沒有一點新的啟示。
      中國文化中的儒家學說,強調社會倫理的教育,做人的道理,體現了人文精神,也包含了管理哲學的智慧。儒家提出的中庸之道,所反映的辯證思維對我們企業管理理念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
      “中庸”一詞始見於孔子《論語》:“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這是說“中庸”首先是作為一最高道德規范,人們對它認知很少了。要理解孔子的中庸觀,我們先要先了解“中”字和“庸”字的意義。“中”字,在《說文解字》里說:“中,內也。”其本義是表示區域或方位,并非有什么道德含義。有趣的是,正因為“中”字具有“中間”、“中心”等方位辭義,所以當“中”字轉化為動詞時,就引申出合宜、合適、合乎一定標準的意思,由此“中”字就可能蘊含有道德辭義。這充份反映在《易經》之中。《易經》一最大特點是崇尚中爻。易有八卦,其中爻在別卦(即上卦與下卦)中,分別為第二、五兩爻,居上卦和下卦之中位。一般說來,按居中位這二、五兩爻的爻辭解釋全卦之義。大凡居二、五爻位的陽爻,則言“剛中”;居二、五爻位的陰爻,則言“柔中”。由此以居中位之爻,象人則言人有中正之德,行中正之道。所以《易傳》常言“得中”,“中道”,“中行”,“中節”,“中正”,以得中象人有正中之道德,以正中之道德為不偏不邪,無過無不及。因此“中庸”的“中”字,作為一種道德概念和反映辯證哲學思想則不用質疑。
    再看“庸”字。《說文解字》云:“庸,用也。從用,從庚。庚,更事也。”孔子之前,各經典中,“庸”字不如“中”字使用的那樣普遍,一般是“庸,用也”的本義用法。
    孔子於《論語》中提出的中庸,以“中”和“庸”兩字連用,其意是“用中”、“執中”,執中道而行之,亦即是《中庸》一書所說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意思。孔子將用“中”思想在他的倫理道德理論作了進一步的運用發揮。在孔子看來,任何一獨立的德目,都有其內在的缺陷,因而有其不足之處,需要以對立方面來補足。中庸之德的要求,是在道德行為之中,使對立的品格相輔相成,才能處處得乎中庸之道。如孔子論人格修養時講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是說人的“質樸”與“文飾”同樣重要,但我們要是只關注其中任何一方面,不是表現粗野,就是表現出虛浮。應以文之史和質之野相濟,做到二者恰到好處的結合,才是君子的風度。甚至象“仁”這樣的美德,也要靠幾種品德的適當結合才能達到。如“剛毅、木納,近仁。” 孔子本人就做到了“溫而厲,威而不猛。” 和“溫、良、恭、儉、讓。”孔子還告誡弟子,凡善德都含有趨向惡行之可能,不使善德轉化惡行,就要做到:“君子惠而不費(浪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一個人執守善德,又時常要以惡行與之對照,警示自己處事要恰得其中,不偏執一端。要做到不偏激,防止善德向惡行轉化,就要“毋意、勿必、毋固、毋我。” 即不懸空揣測,不強加於人,不拘泥固執,不唯我之行。行中庸之道,才能有中庸之德。這兩者是一事之兩面,不可分割的。孔子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而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直率)不好學,其蔽也絞(尖刻);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如不修以學問思辨,不解中庸之道,就會有愚、蕩、賊、絞、亂、狂的流弊。一個人有中庸之美德,又能行中庸之道,就不會有流弊了。
      由此可以說,孔子的中庸觀包含有一般方法論的意義。它是源於道德生活中表現出的理論思維,就其思維方法來看,孔子是以事物為兩端之對待,以對待為事物存在之本然。由此主張要“叩其兩端”,把握事物之對待,反對固執一端,而失之于偏,過與不及,真正做到“允執其中”。
      孔子雖然認為凡事物都有二方或多方之對待存在,但又認為凡對待、對立并非相互牴牾,而是和諧共存,呈現中和狀態。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對過與不及,強調中和、和諧。在道德實踐中,并不是主張折中調和,無條件,無原則地去處事,而是以是否符合禮為準則的。孔子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在《禮記"仲民燕居》篇中記載孔子一段話也有相同的意思:“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滑頭);勇而不中禮,謂之逆……。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可見孔子所謂的中庸之道,是以合于禮為準則標準的,是以禮作為中庸之道的具體的規定,以中庸作為禮的理論根據的,絕沒有調和折中的意思。
      孔子依禮行事,又不拘泥禮,他主張根據一時一地之不同情況,靈活對待。“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才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孔子把中庸推崇為至德,但認為在道德實踐中,并不易做到。他說“師(子張)也過,商(子夏)不及。” 連孔子大弟子也會偏執。孔子似乎也看到這點,所以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性狂者有所為,急于進取;性狷者有所不為,卻不失耿直。兩者各流于一偏,道理上都不合中庸之道,但卻是真實情性的表現,因此也不妨由作狂性或狷性的人,通過磨煉,合于“中行”,達于中庸之道。孔子這一思想表達了要在現實中看到理想人格,而不是高懸著理想,因為那樣就把理想與現實割裂了。
      “中庸”說由孔子首倡,其后思孟學派對孔子中庸說發展最大。《中庸》一書以闡發孔子中庸觀為依歸,不僅忠實地把握了孔子中庸觀的旨意:中庸是至德,是倫理道德的原則,標準;中庸之道即是無過不及,隨時而以處中的方法。同時,《中庸》一書為孔子的中庸觀確定本體的論證,可以說是最大的發展。
      《中庸》一書所謂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說人之性是由天所命(命,稟受之義),既然得之于天道,人之性必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率性自然是道。率性就是遵循性之自然,性之自然就是喜怒哀樂,當其未發出之時,在心中沒有一點偏向,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是說性其動時,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則哀,當樂則樂,喜怒哀樂之情發出來都合宜,就是“和”,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是率性的一種境界,所以又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和”為天地萬物之所以能各遂其生,各得其所之最高原理與至善境界。因此,《中庸》一書認為人之心性修養達到“致中和”境界,就自然會與天地萬物和諧,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一書這種天人合一觀念,肯定了宇宙本體,就是人倫道德的根原;人倫道德亦即是宇宙本體的流行發現,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說:“簡捷地一句話: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中庸》以“致中和”的修養工夫補充孔子中庸觀,把孔子執兩用中的道德修養方法,引申到性體修養的工夫論上,使得中庸之道落實到每一人的日用涵養之中,進一步豐富了孔子的中庸觀。
      孟子以人性有諸德之善端,不假外求,凡人求善必就其性之本善“擴而充之”,從而達到完滿實現人的道德修養。孟子的道德修養亦建立在“盡心知性知天”的天人一體觀念上。孟子對孔子中庸觀的發展,在于他以“權”的觀念來解釋中庸之道。
      孔子雖懷淑世濟民之志,但其態度又頗為中庸,并非是處處“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孔子曾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孔子以兼善天下為主,但又是如其不可行,亦不勉強行事,即能兼善天下則兼善,不能兼善則獨善其身,“守死善道”的原則是不能改變的。“中”是常道(經),是永恒不變的。但要應事與時的變化,就要有權變的觀念。孔子能根據一時一地不同的情狀,決定自己的行動。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作為個人的財產要“取之有道”。所謂取之有道,就是給人家做看門人能得到微薄的錢也可以,這就是“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孟子贊揚孔子說:“孔子,圣之時者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行中庸之道,要有“時中”,“權變”的觀念,孟子思想在這一點與孔子相同。孟子說:“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事物處在運動、變化和發展中,形成不同階段(時)。要適應變化了的情況,應采取不同的對策,不能參政救世,就獨善其身,這種隨時應變也是“用中”。孟子認為,不懂應時勢而變通的“執中”等于執其一端,而不符合中庸之道。孟子對“子莫執中”就持批評的態度。孟子說:“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執中雖然近于合乎中庸之道,但真正合乎中庸之道還須有權變的觀念,否則所執的只是一個固定的“中”,那等于執其一端而已。孟子講中庸之道特別強調要懂權宜變化。《孟子》一書載有諄于髡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來難孟子,“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答回:“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再如,弟子萬章問孟子,舜娶妻不告父母,為何?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這兩例告訴我們,孟子于禮,于人倫也是主張靈活對待,反對不知事與時空的變化而固執。因為在孟子看來,固執于禮不懂權宜變化就是“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雖然主張“執中有權”,根據客觀事物變化而變通,但并非是無原則的變通。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執中有權,但“居仁由義”的原則永遠也不能違背。也就是說沒有原則性,隨意投機取巧的行事是違背原則的。由此可知,儒家的中庸與折中調和,茍且偷生,圓滑處世的態度是風馬朱不相及的。那種“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 的那種人物,是儒家所反對的。“中立不倚”,“擇善固執”才是儒家所標舉的道德節操。經過思孟學派對“中庸”的發揮和宣揚,儒家的“中庸之道”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我們可以認有德之人必定有智慧,中庸之道反映了道德與智慧方法是相輔相成的。我們看到了今天在資本市場上,憑著小聰明和機運,利用不完善的制度,發展起來的所謂“風云人物”,個個不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其結果都成了階下囚,也應了古人一句話:“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我可以預言,無論何人如果“德不當其位”,也就是說你的道德品質與你擔當的地位不相稱,你的“才智”一定會幫助你下地獄。這個道理,二千年前的管子就講到了:“君子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大哉斯言!列位資本市場上的高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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