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與一位企業界朋友交流，他說：“我現在一手是德魯克的管理方法論，管理是一種實踐，其本質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驗證不在于邏輯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權威就是成就；另一手是稻盛和夫的經營哲學，管理是居于‘心’的管理。”

在日本經濟界“非主流”的稻盛和夫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他赤手空拳創辦兩家世界500強企業，并且經歷數次危機，從未虧損。支撐兩個企業發展的思想就是他的稻盛哲學。人們開始思忖：他的稻盛哲學一定有著非同凡響的魅力。

不論是持德魯克的方法論，還是用稻盛哲學其實質都是有關管理方式探討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由泰勒倡導的科學主義的管理思想，把對象當作客體，即把工人當作機器的管理方式，愈來愈行不通之后，才出現了管理方式探索的轉向。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作為東方經濟強國的日本，其經濟突飛猛進，迅速崛起，并對美國構成了挑戰和威脅。

美國人就開始研究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發現日本企業管理的核心是：強調人文精神，使企業與員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即形成企業和員工間的“共識”。從而重視員工的精神素質，從人文化精神出發進行注重人性的管理調控。

日本企業的這種管理模式使日本在二戰后的廢墟上迅速崛起，令歐美同行無法與之抗衡。而這種管理模式，其中很重要的一點，要歸功于其企業文化來自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思想以及和諧精神的影響。

這種優良的傳統思想以及和諧思想，主要體現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綜合的精華——禪文化中。

從唐代、宋代，直到元明清各代都不斷地、陸續地傳入日本，給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素質和生命力，日本企業將這種文化元素很好地運用在企業管理當中，形成了一種很好的管理方式，進入管理的最高境界。

現代管理理論的發展，證明了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中的價值信念依然具有強勁的生命力，它不僅不排斥和拒絕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方法和技術，而且還是中國企業開創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原則的內在靈魂。

美國企業的管理方法論，是美國企業在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經實踐檢驗過的，是我們中國企業應該學習的方法和技術；日本企業文化管理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企業管理當中形成的經營管理哲學，這當然也是需要我們學習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要潛心研究一下我們自己的幾千來的傳統文化，有哪些文化元素是我們可以在企業管理當中很好地加以運用的？另一方面，我們面對受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影響的中國員工，如何很好地管理中國員工？而管理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了解員工的價值觀，而要了解中國員工的價值觀，無妨去了解一下孔孟儒家思想主要內容是什么，通過研究這些就會知道中國人受傳統文化影響這么久所形成的基因，也就了解了我們自己員工的基本特質。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在企業管理中，也不能僅僅一手是德魯克的發法論，另一手是稻盛的哲學。隨著中國企業實踐的深入，我們發現僅僅靠西方或日本的管理技術與方法，是不能完全解決我們中國企業面臨的問題的。我想這個時候，是否應該開始思考和反省：是不是我們一味追趕和學習別人的同時，丟掉了自己的什么？

《論語》：“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西方的現代文明和企業，是先進于禮樂的，所以應該稱為君子。

中國的現代文化和企業，是后進于禮樂的，所以應該稱為野人。后進的野人，必須要向先進的君子學習，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在研究和學習別人的同時，是不是也需要靜下來潛心研究一下我們幾千年積淀下來的這種“天人合一”與“和諧”的傳統文化的精華，看看在未來的企業實踐中，我們能否開創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

我想，最后提出一個觀點：管理的最高境界源于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