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武漢的新冠肺炎是嚴重的不幸事件。有關當局的重視遲了幾天難以厚非，但跟著的處理是迅速而又全面的。我們看不到動亂，看不到搶劫，而親友之間的互相協助與關懷，是反映著一個優、厚的文化傳統。

對經濟的影響會怎樣呢？當然嚴重。我早想動筆作點建議，但在電視看到習近平先生的講話，認為他知道經濟正在進入的困境，沒有動筆。但跟著一些同學傳來其他君子對經濟困境與處理的看法，有同意與不同意的地方。同學們要求我表達自己的。我想到一個角度來表達一下自己認為北京應該怎樣處理。

我想到的角度是從前車可鑒的經驗來處理今天的困難。這“前車”是二〇〇二年底出現而二〇〇三年二月變得嚴重的非典肺炎病毒，持續了逾半年。今天看數據，當年的“非典”的殺傷力比今天的強，但受襲的人數遠沒有今天的“新冠”那么多。然而，今天回頭看，經濟奇跡當年是出現了。正如我在二〇〇八年七月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中提到，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七這八個年頭，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人類歷史最可觀的時期。這增長可沒有受到“非典”的影響而緩慢下來——二〇〇三年第一季的經濟下跌，跟著是三季的急速上升，全年的經濟增長保八有余。當年中國市場合約選擇的自由，是我平生僅見。

反觀目前的情況，屋漏更兼連夜雨，“新冠”的出現是在國家經濟開始轉弱了好些年的時候。回顧已往，中國的強勁經濟增長開始遇到困難是源自二〇〇八年初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該法推出前兩個月，北京一位朋友傳來早就公布的九十多條細則，我一看就知道會是災難性。其后我發表了十多篇文章反對，皆如石沉大海。這樣遭到漠視，不僅反映著中國的發展越有看頭，利益團體越多，也反映著舉世經濟學的發展，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就走下坡，轉到什么博弈論與回歸統計這些沒有多少經濟內容、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去了。我也曾經指出，二〇〇八年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的禍害當時不立刻明顯，是因為美國出現了金融風暴，溫家寶先生大事加速早就準備好要造的多項龐大的基建項目。這些本來是不可取的凱恩斯學派的思維，可幸這些項目早就準備要造，跟著是造得快，造得好，帶起了很多地區的地價。這地價與樓價的上升帶來的財富不均是另一個話題，但國家發展需要的資金是增加了。

近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在不妙。就是地區中還算是表表者的深圳，公司關門，取消牌照需要排隊；商業樓宇的租金下降，空置的無數。很不幸，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武漢的肺炎出現了。我認識的幾位在東莞開廠的朋友一律叫救命。有一段時期封路又封省，害得來自河南等地區的員工，回鄉度假后不能復職。可幸這些嚴重的沙石北京處理得快。

困難還在。原則是簡單的。政府如果不是要全面回復到計劃經濟，就應全面地支持市場的自由運作。既讓市場存在，又要左管右管，是經濟發展的大忌。后者的困難，在中國，不始于今天。我大聲疾呼了多次，最后的一次，是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博學同學會的講話，題為《關于中國經濟的十一項建議》。這講話的文稿在網上流傳頗廣，今天同學還可以找到，這里不附錄了。但有幾點這里要再申述，也有一些要補充，如下：

（一）新《勞動合同法》要撤銷，然后規定勞、資雙方要有自由選擇的合約。這些合約的條款怎樣說政府不要管。

（二）簡化稅制，最好仿效香港，簡單地化為收入或利潤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中國像香港那樣，有賣地的收入，也有香港不多見的國營或合營的進賬。軍備是香港沒有的，那在稅收上多加兩三個百分點足夠。

（三）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國免稅一年（乾隆幾番這樣做），或選擇性地大減或免去中小型企業一年的稅。這里我要指出有道的經濟學者一律看得清楚而又同意的規律：政府補貼工商業的好效果歷來不明顯，但減稅的效果很大。

（四）取消目前的看不到有什么明確回報的社保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近于香港或新加坡的強積金制。我在美國做教授時也有類似是強積金的安排。這是規定由員工選擇自己養老的積蓄投資，有不同類別，也由員工選擇繼承權，到了退休之年員工可以盡數提取，免稅，員工要怎樣花政府不要管。退了休當然還可以繼續工作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