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一直是宏觀經濟學中長盛不衰的話題，而奧地利學派無疑是這一領域最重要的開拓者。熊彼特是以“創新”理論自立家門的一代宗師，及至當下，“創新”成為普遍性的話題，重溫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對當下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非連續性、成群出現的“企業家”是經濟周期的根本成因
與哈耶克一樣，熊彼特也從“生產過程論”出發，認為社會生產是由“高級物品”（原材料、勞動、資本品）生產“低級物品”（消費品）的過程，但同時他還進行了進一步抽象，將所有的物品分解為“勞動”以及“土地”（這里的土地可以理解為土地及土地所產的一切原材料，如水、林木、礦石等），再加上“資本”，就構成了生產的三要素。生產過程就是“土地”、“勞動”、“資本”三種要素相結合進行生產的過程，而執行這樣組合的人，就是“經理”。熊彼特特別區分了“經理”和“企業家”，“經理”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指負責按照已有組合組織生產的人，而“企業家”則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指創造出新的組合并負責執行的人，而創造新組合，就是創新。具體而言，創新主要是生產新的產品、引入新的生產方法、推行新的生產組織形式、開拓新市場以及尋找新的原料來源等，其中引入新的生產方法（即新技術）是最重要的創新形式。“經理”和“企業家”之間也可以相互轉換，如果“經理”也創造了某種新組合，那么他也變成了“企業家”，而企業家如果在創造新組合后按部就班進行生產，那么就變成了“經理”，換言之，只要能夠創新，則人人都是“企業家”。
作為龐巴維克的學生，熊彼特理所當代繼承了他的“迂回生產論”：通過創新，使用新技術進行生產，效率得以提升，企業家便獲得超額利潤。但是，超額利潤的存在必須要具備三個前提條件：產品價格不變、原材料及勞動價格不變、使用新技術的成本更低，一旦這三個條件有所變化，就會影響到超額利潤。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都是以非連續性、成群的形式出現的。企業家才能是一種稀缺要素、一種特殊的才能。現實中，每一步突破傳統的前進都是艱難的，人們習慣于依據已知數據和規則來行動，因此做一件新的事情，會受到個人主觀、舊固勢力、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阻撓，只有具有非凡品質的人，才能進行創新、成為“企業家”，所以“企業家”的出現都是非連續、偶然性的。另一方面，一旦有人突破了既有規則，引入了新的組合并取得成功，那么他就為其他人掃除了許多困難，同時由于創新的“企業家”獲得了超額利潤，吸引著更多了人進行模仿、投身“創新”，就形成了“企業家”成群出現的現象。而“企業家”非連續性、成群出現，就是經濟周期的根本成因。
二、“純模式”的經濟周期——只有繁榮和衰退兩個階段的經濟周期
假設經濟體系處于均衡狀態、各行業利潤率相等，存在著富余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某企業家進行了某種創新（比如新技術），成功獲得了超額利潤，于是便吸引更多“企業家”進行投資，采用這種新的生產技術，因此銀行信貸開始擴張。緊接著，大量的投資必然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勞動，于是原材料價格上漲、就業增加，經濟出現繁榮的景象。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采用新技術，產品的產量也大量增加，因此價格開始下降；同時，對勞動和原材料的需求上升使得其價格上升，也擠壓著“企業家”的利潤。價格下降和成本上升使得超額利潤不斷縮小，投資的動力也逐漸減弱，于是信貸收縮、物價下跌，經濟進入衰退階段，直到最后超額利潤為零，經濟體系在更高的水平達到均衡，直到下一次創新活動的出現。
三、創造性毀滅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過程：繁榮、衰退、蕭條、復蘇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活動引致的繁榮，不僅僅限于創新發生的領域，還會延伸至其他經濟部門。企業家的大量出現、信貸和投資的不斷擴張，都意味著對各類生產要素的巨大需求，這些需求推動了相應的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和利潤提升，進而刺激了對這些生產要素領域的投資，導致了這些行業的繁榮和擴張；同時，生產要素的提供者也是收入的獲得者，由于收入的增加，他們會加大消費，這樣又帶動了消費品領域的繁榮，使得整個經濟體系呈現全面繁榮之勢，而且在繁榮期間還會出現各類投機現象，更會加劇經濟熱度。這些由創新領域的繁榮引致的繁榮，被熊彼特稱為“二次繁榮”，然而它卻并不一定是好事，因為“二次繁榮”不僅無助于平抑經濟周期，反而會助長助跌，起著“火上澆油”和“雪上加霜”的效果。在“二次繁榮”的過程中，由于價格上升帶來的利潤增長，使得許多已經被淘汰和被拋棄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方法（熊彼特稱之為“舊企業”）重新投入使用，進一步拉動了物價和就業，擴大了繁榮；然而，當創新領域的超額利潤重新趨零即經濟陷入衰退時，這些落后的“舊企業”就會被再次拋棄，導致大量失業和生產資料棄置，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如產品積壓、物價暴跌等。并且，由于這些“舊企業”破產，無法歸還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會導致銀行進一步收縮信貸，加劇經濟下滑。于是，經濟體系在衰退后不會回復到均衡狀態，反而會因為“錯誤的繁榮”進入蕭條期。在蕭條時期，有些“舊企業”被完全放棄，有些則做出調整：或是轉向別的行業，或是采用更新的生產技術和方法，而這樣的調整又會重新吸納就業和生產資源，使得經濟逐漸恢復起來，經歷一個“再吸收”過程后重新達到新的均衡狀態，這就是經濟復蘇的過程。與“純模式”情形下一樣，“四階段”的一輪周期過后，經濟也不會退回到最初的水平，雖然蕭條期內會有破產、大量失業、資源棄置等損害經濟發展的現象，但由于創新和新技術的全面應用，生產的效率得到顯著提升，周期之后的均衡水平也會高于先前，因此，熊彼特將這個過程命名為“創造性的毀滅”。
四、“創新”共有五種形式：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新原料來源、新組織形式
新產品幾乎都要基于新技術才能產品，因此新產品和新技術可以歸為一類，即“技術型創新”，這也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創新，三次工業革命均屬于此類。
新市場一般指國際市場，如推行“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均靠開拓海外市場來發展經濟；新的原料則既可以由國內開發，也可以來自進口，但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不可能做到所有原料都自給自足，而很多資源豐富的國家也需要靠出口原材料來發展經濟；因此，新市場和新原料來源都與國際貿易密切相關，可合稱為“貿易型創新”。
新組織形式則是單獨一種創新，如分工就是一種典型，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里提到的分工制針的故事就是新組織形式提升效率的例子，分工與專業化也是新組織形式最重要的內容，其他的事例還有股份制、有限公司、行業協會等，這類創新可統稱為“組織型創新”。
三種創新類型并非相互獨立，而是可以同時發生、相互促進。如分工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促進了專業化，專業化又有利于進一步創新技術。技術創新的結果是產品的大量增加，但是如果開拓的新的市場，則有助于擴大銷售穩定價格，延緩技術紅利衰退；此外，通過對外開放，還可以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歷史上，股份制企業在荷蘭、英國等國開拓海外貿易時起了重要作用，這便是“組織型創新”推動“貿易型創新”的經典案例。
五、在“組織型創新”和“貿易型創新”紅利逐漸消退之時，發展科技，鼓勵創新，以新技術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帶領中國經濟步入“技術型創新”周期，將是中國的不二選擇
哈耶克的經濟周期理論是以資金為突破的“資金驅動型”，其中資金的來源可分為“自愿儲蓄”和“貨幣注入”，但無論資金來源如何，消費品是否充足決定了一輪周期后的經濟是否實現發展，換言之，消費品的充足程度制約了經濟的發展程度。因消費品不足導致發展未實現或部分實現的周期可以稱為“哈耶克Ⅰ型”，在消費品充足基礎上的實現了經濟發展的周期稱為“哈耶克Ⅱ型”。
熊彼特的經濟周期理論以“創新”為開端，即“創新驅動型”，根據創新的內容，又可分為“技術創新型”、“貿易創新型”和“組織創新型”三種經濟周期。并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種“哈耶克型”和三種“熊彼特型”的經濟周期有可能相互疊加、相互促進，形成混合式的經濟周期，如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推行的重工業優先型趕超戰略，數次因為農業的落后導致工業化進程受阻，就是很明顯的哈耶克Ⅰ型經濟周期；改革開放后，改革可以視為熊彼特“組織型創新”，開放則是“貿易型創新”，通過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可視為“技術型創新”，加之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業、輕工業發展迅速，不僅從根本上解決了短缺問題，還為重工業化的推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又形成了哈耶克Ⅱ型周期。因此，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周期，既是熊彼特型經濟周期的內部疊加，也是哈耶克型與熊彼特型的混合。
自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奧地利學派再度出現繁盛趨勢，而近年來“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思潮及對于科學技術發展的強調，也促使人們重溫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經濟周期理論作為奧地利學派最重要的理論，不僅對于其他學派的興起有著啟迪作用，也對當下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即在“組織型創新”和“貿易型創新”紅利逐漸消退之時，發展科技，鼓勵創新，以新技術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帶領中國經濟步入“技術型創新”周期，將是中國的不二選擇。
作者簡介：
張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姜騰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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