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萬明：鑒古察今的 《資治通鑒》

以史資政第一書

《資治通鑒》是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及其助手歷時19年編寫而成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書“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資治通鑒〉序(宋神宗)御制》)，據《詩經》“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資于治道之意，特命名為《資治通鑒》。全書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來至后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個王朝共1362年的歷史，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后影響最為深遠的史學巨著。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對《資治通鑒》深研細讀，評價其“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讀通鑒論?卷末敘論二》)就是說：《資治通鑒》從前代社稷安危的經驗教訓中，看到憂患得失，由此來安排自己的行為以去危存安;從古人民情政事的利害得失中，替他們斟酌思量，以達到對當下興利除害的目的。經驗可以借鑒，教訓也可以成為鏡鑒，相似的可以借鑒，不同的也可以作為借鑒。所以治理可以借鑒的，就在于專注，而歷史尤為值得珍視。

借鑒歷史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僅要知其所以然，還有進一步深究其何以不然。只有這樣深究，才可以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歷史讀活。

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鑒》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他寫史的視角聚焦于“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鑒者”，一部《資治通鑒》，處處以“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為歸依指向，因而對后人參政為官甚至為人處世都極其重要。歷代有作為的政治家都對其精研細讀。康乾盛世的締造者康熙提出了“共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治亂于未亂。夙夜孜孜，寢寢不遑。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康熙遺詔》)的施政綱領。這部書傳遞的思想都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正能量，沒有離經叛道的奇談怪論。

《資治通鑒》是承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必讀書。然而由于編寫體例的緣故，《資治通鑒》自古以來“號為難讀”。在其問世的頭17年里，只有一個叫王勝之的人通讀了一遍。司馬光曾經對人說：“自吾為《資治通鑒》，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唯王勝之耳”(《宋史卷286·王曙傳》)。盡管難讀，歷代政治家和學者都對其精研細讀。作為一代名臣，曾國藩的一生深受《資治通鑒》影響，他認為六經之外有七書(七書指《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即為此七書之一。

名分論和才德論

《資治通鑒》的真諦何在?換句話說，司馬光通過《資治通鑒》最想傳達給后世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以“禮治文化”為中心，以“名份論”和“才德論”為基本點。

《資治通鑒》全書共有218條史論。為了表明自己的歷史見識，司馬光不僅引用了前人的史論，而且自己親自撰寫了其中的119條“臣光曰”。《資治通鑒》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書的理論基調。司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職責就是維護禮的神圣性。而恪守禮的關鍵在于維護名分的合法性。“禮”就是傳統社會的綱常，“分”維護的就是統治的合法性，“名”則是安定政治秩序的關鍵。什么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稱，“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樣的身份，就只應享有什么樣的待遇。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給予在下位的，就是泛濫用禮;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該享受的，就是僭越用禮。“名分”就是一道無形的藩籬，它告誡社會各階層：千萬不可超越禮。因為，“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資治通鑒·周紀》)。概而言之，中國傳統社會維護的是一種差序格局，司馬光認為“禮”是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法寶，禮樂教化、綱常名分是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所在。

中華民族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被稱為禮義之邦，我們的文明被稱為禮樂文明。但自從漢高祖劉邦任用叔孫通制禮作樂，叔孫通一味迎合劉邦，禮就失去了它的高貴地位。司馬光認為，禮不僅是朝堂上的一套繁文縟節，使人們在廳堂之上守秩序有規矩，而且在朝堂之外具有很大的作用。對于個人來說，它能讓人干什么事都有法度，從而事事能成;對于一個家族來說，禮可以讓家族中人按照親疏遠近的不同來相處，從而使九族和睦;對于一個鄉村來說，禮能夠使人們都按照倫理法度以禮相待，使風俗敦厚;對于一個諸侯國來說，禮可以使諸侯國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對于天下來說，禮可以使諸侯們都能夠安心順服皇帝，從而使君臣之間的綱紀得以確立。這就是司馬光的禮治觀。

禮治是中國傳統社會進行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最主要方式，事實上也是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來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禮治的踐行有賴于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為此司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論。司馬光認為“才”與“德”是不同的兩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論之曰賢明，于是容易看錯人。由此司馬光指出了一個讓人沉重的歷史現象：“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資治通鑒·周紀》)

亂世用人唯才是舉，那是知其不可為而不得不為，而長治久安的用人策略還是要以德為先。所以治國治家者一定要仔細審察才與德兩種不同的標準，權衡才與德之輕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馬光指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資治通鑒·周紀》)《資治通鑒》開篇所記載的三家分晉的歷史背后，恰恰就存在著一個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個貌似很極端的用人觀：“凡取人之術，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資治通鑒·周紀》)

總之，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貫穿《資治通鑒》中的重要思想。禮治思想是意識形態的最高準則，德治理論是社會治理的執政綱領。禮治不僅是意識形態，而且是倫理道德修養的規范準則、風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禮”是傳統社會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為政以德”則是貫徹基本原則的思想路線，而教化是禮治和德治的具體實踐。司馬光認為：“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資治通鑒·秦紀》)

這可以說是司馬光理想的治國藍圖，在《資治通鑒》的不同卷冊中有多處大體相似的表述。歷史證明，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有生命力的。《資治通鑒》所倡導的“立政以禮”和“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與為人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鑒意義。